上海動遷專業(yè)律師 按照法律規(guī)定，公房搬遷的利益屬于承租人和同住人。公共住房的同住者，即共同居住者，是在作出房屋征收決定時，在被征收房屋內(nèi)擁有常住戶口，并實際居住超過一年(特殊情況除外)，且在本市沒有其他住房或雖有其他住房但生活困難的人。如果曾經(jīng)的同住者獲得了永久居留權，同住者是否會因此失去資格？由此不能獲得公房搬遷的利益？

　　下圖是一個案例，用來回答這個問題：

　　案件：(2019)滬0101民初XXX號，(2020)滬02民終XXX號?(僅摘錄了要點)

　　初審法院認定，高某2、3均為中國國籍，中國護照上有日本法務大臣頒發(fā)的永久居留證。

　　最高人民法院認為，根據(jù)有關法律規(guī)定，公有房屋承租人取得的貨幣補償款，產(chǎn)權調(diào)換房屋歸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。合居者，是指在征收房屋所在地擁有常住戶口，實際居住一年以上(特殊情況除外)，且在本市沒有其他住房或雖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難的人。該房屋的承租人是高某4和高某2的母親，高某5的祖母，以及高某3的外婆何某1，何某1于2017年8月9日報告死亡，之后該房屋的承租人沒有變更。除了徐某6之外，其他當事人都是在該房屋內(nèi)擁有常住戶口，沒有任何證據(jù)表明他們在該房屋內(nèi)還有其他福利住房。2014年5月9日，徐某6與高某4登記結婚，未將戶口遷入該房屋，因此其不屬于該房屋的同住者。該房產(chǎn)的居住面積僅21.1㎡，何某1夫婦生前、高某4、高某2等兄弟姐妹婚前均有居住多年。高某某在該房屋中實際居住生活超過一年，因此，高某某是該房屋的同住者。高高五是高四的女兒，未成年時居住在父母名下，高高四確認該房屋系高高四與許某某的婚房，該房屋面積小，條件簡陋，高四與父母或祖母何某1共同居住多年，系家庭內(nèi)部對居住問題的統(tǒng)一安排，因此高高五屬于該房屋的同住者。在此之前，高某2實際居住在該房內(nèi)一年以上，雖取得了日本永久居留權，但對此我國沒有特別的禁止性規(guī)定，取得他國永久居留權并不必然導致本國居民的喪失，因此高某2屬于該房內(nèi)的同住人。由于該房屋被收養(yǎng)，高某3搬到該房屋后，與外祖母即承租人何某1共同居住一年以上，由于該房屋面積小，居住條件差，即使高某3與何某1在其他地方共同居住，也屬于該房屋內(nèi)居住問題的統(tǒng)一安排，因此該房屋屬于該房屋內(nèi)的同住者。綜上所述，法院依據(jù)公平原則，結合涉案房屋來源、實際居住情況等綜合因素對涉案房屋的征收補償款進行分配，酌情確定高某2、高某3各應分得1,800,000元，高某5應分得900,000元；由于高某4領取了該款項，且與徐某6是夫妻關系，法院支持高某2、高某3、高某5的訴訟請求。

　　第一審法院判決：一、高某4、徐某6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(nèi)共同向高某2、高某3支付上海市黃浦區(qū)梧桐路XXX號房屋征收補償安置款共計1,800,000元；二、高某4、徐某6應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(nèi)共同向高某5支付上海市黃浦區(qū)梧桐路XXX號房屋征收補償安置款共計900,000元。

　　雙方在二審期間都沒有提交新的證據(jù)。一審法院認定事實清楚，適用法律正確，應予維持。

　　法院認為，高某2、高某3目前仍具有中國國籍，且不因取得日本永久居留權而喪失與該房屋同住的資格，因該房屋面積小，居住條件差，多年來，高某2攜母即該房屋承租人何某1他處居住，高某3經(jīng)承租人何某1同意，將戶籍報入該房屋，并與何某1共同居住，可視為該房屋內(nèi)的一項居留權，該房屋內(nèi)的居留權不因此而喪失。瞿溪路上的分房與高某2沒有關系，不能認定高某2享受了福利分房。雖然高某5與祖母何某1同住他處，但未成年子女的居所應由父母共同居住，他人提供的居所只是輔助性質，且高某5也沒有享受過福利性質的分房，因此其仍可認定為涉案房屋的共同居所。因此，高某4、徐某6的上訴理由不能成立，高某2、高某3和高某5都是空殼家庭，不應被認定為涉案房屋的共同居住者。根據(jù)本案查明的事實，一審法院酌情確定三人取得的征收補償款的數(shù)額是合理的，不應再進行調(diào)整。

　　上海動遷專業(yè)律師分析：

　　因遷移補償案件的特殊性，在個案基礎上難以確立裁判規(guī)則，但類案在實務中有較大的參考價值。對于拆遷補償分配案件，除了要進行類案比較外，還需要把握房屋來源、家庭關系、居住狀況、戶籍狀況、各自住房、內(nèi)部協(xié)議等方面的分配原則。當事人或代理人在訴訟中應充分舉證、質證，讓法官充分認識到上述因素，掌握其酌情處理的尺度。